“我曾立志当好警察，月薪48元时曾拒绝100元的感谢款”，“我没想到被一个情字毁了前程”，“于是我的心态不平衡了，产生了不捞白不捞的思想”……
　　这些，不是普通的造句，而是来自于贪官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真诚悔罪。
　　组织贪官现身说法是当下很多地方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形式。近日，由《反腐倡廉法制教育丛书》编写组编写出版的《怎一个悔字了得——贪官忏悔的反思与解读》一书，从“贪官忏悔实录、解析”和“反腐视点：解读贪官忏悔”两方面入手，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。该书共摘登了29个贪官的悔罪书，透过他们的忏悔录，我们更需要探究的是其背后教育、制度、监督的缺位，思考那些鲜为人知的原因。

　　“滴血忏悔”：“这时的我只有一己之利，公仆意识荡然无存”

　　在众多的忏悔书中，有一篇文章的标题用到了“滴血忏悔”的字眼——《“少帅局长”：从拒百元到贪480万——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原局长邵建伟的滴血忏悔》。而之前，邵建伟也曾用廉明的办事风格赢得过不少赞誉。
　　“即使是最基层公安机关的普通民警，手中也有一些查办刑事治安案件、办理公安业务手续的权力。因此，我常常遇到请吃饭、送礼物的情况，我不仅不收礼物，连请吃饭都婉言谢绝。1983年左右，一位老人找我给他儿子办理户口手续，我按规定给他办了。事后老人送给我100元人民币，我坚决拒绝了。当时我的月工资是48元。不久，《太原日报》报道了此事，那是老人给报社写信所致。”
　　多年后，这位“少帅局长”东窗事发。法院审理查明：1995年至2004年初，邵建伟在担任太原市公安局北城（杏花岭）分局局长、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分局局长、临汾市公安局局长期间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、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和收受礼金，严重违纪违法，涉及金额480万元。2005年11月，邵建伟因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9年。他当庭表示不上诉。
　　从被表扬的民警到被判刑的贪官，邵建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？
　　“我常想，有职有权固然好，但到60岁一退休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更不可能百年之后留给家人孩子。不如有钱，永远是自己的，身后可以留给家人孩子。我常羡慕那些私企老板，只要身体允许可以一直干，不考虑退休，而且挣到的钱是属于自己的。我一想到自己退休后无权无势、寂寞清贫的生活，心中就不快。于是，我把自己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定位在获得更高的职务，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上，党的宗旨、人民的利益已被全部置之脑后。这时的我只有一己之利，公仆意识荡然无存。”
　　他还总结了在接受钱物的过程中自己所经历了4个阶段。
　　“第一个阶段，全部拒绝。认为办任何事情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。为群众办事完全是应该的。第二个阶段，收了心不安，不收心不甘。这时刚开始收受钱物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往往推辞一番，有些强留下了，有些送礼的人也感到不好意思就带走了。对于收下的钱物，我心里不踏实，但对没有收下的钱物，又感到失去了一次机会。第三个阶段，收了放心，不收安心。此时，我已经十分清楚，什么可收什么不可收。第四个阶段，担心被查处。随着自己的问题越来越大，随着反腐力度越来越大，我越来越担心自己被查处。我感到，利用职务，违法违纪，以权换钱的空间越来越小，风险越来越大，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，党政领导干部已成为高危职业。”

　　九种类型：贪官悔悟中总结出的堕落原因

　　“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反贪侦查和预防工作的人员，我认为，经过由社会宠儿到阶下囚这般炼狱，如果不是真诚悔罪，他们是不会说出那般感天动地的话的。”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杨书文认为，听贪官忏悔，每个人都应当把它视为难得的精神财富。
　　贪官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千差万别，一样的痛悔，不一样的心情。综观贪官忏悔，杨书文将其分为几个类型。
　　故步自封，思想颓废型。原湖北省黄石市委书记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家杰这样剖析自己的犯罪原因：“我错误地认为，在黄石工作近40年，功劳、苦劳、职务都有了，年龄大了该享受一下了，因此热衷于吃喝玩乐……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个饭局，最终成了难以挣脱的锁链。”
　　滥交朋友，公私不分型。武汉市汉阳区财政局原副局长黄建设痛悔自己“在与私营业主吴某的接触中，先是接受请吃请玩，后来就接受钱财，思想防线由此崩溃。当他提出想搞点钱做业务时，我大笔一挥，擅自借贷给他380万元，哪知这380万元有去无回”。
　　放纵自己，陷入情网型。北京市建委重大项目处原副处级调研员陈晓佳因受贿130多万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4年。他在忏悔中讲道：“我没想到被一个情字毁了前程。黄某（其情妇）对我是绝对痴情的，跟了我5年，为我生了孩子。我万万想不到，我用100万元偿还我欠黄某的情债，却葬送了自己的前程。”
　　自作聪明，认识错误型。成都市原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高勇忏悔道：“我开始看重金钱和物质，于是利用自己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关系销售自己的书籍，并接受所谓好朋友的钱物……在我的思想深处，一直有一种错误认识：一定不要沾公家一分钱，只要不拿国家的钱就没事。”
　　心理失衡，贪恋钱财型。四川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郑道访分析犯罪原因时认为：“自己为国家的交通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，节约了十多亿元资金，可收入就那么多，家庭的小日子也过得并不宽余。而社会上那些包工头、小老板大字不识几个，却成了千万、亿万富翁！于是我的心态不平衡了，产生了不捞白不捞的思想。”
　　角色混同，错爱亲情型。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，在其儿媳“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儿女考虑考虑”的劝说下，终于出手为贵州某公司收购一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份，要求有关部门“优惠”办理，其儿媳易某从中收受好处费2000万元。
　　刚愎自用，心存侥幸型。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说：“我有很强的侥幸心理，心里清楚这些行为的严重后果，但总觉得反腐败不会反到自己头上。”
　　迁就人情，不能自拔型。四川省犍为县原县长杨国有收受某公司董事长送的10万元钱后，曾对时任县委书记的田玉飞作了报告，得到“这笔钱你收下就是了”的回复，担心“不收钱就是和其他收了钱的人过不去”，“只能收下”，最终堕入犯罪深渊。

　　面对贪官悔罪：也应听其言观其行

　　不过，并非每个贪官的悔言都被认为是真诚的，面对有些“悔过书”，有人疑问，有人愤怒。
　　杂文家鄢烈山就曾在《读贪官的“悔罪书” 》表达过自己的看法。
　　“这两年，人们不断读到传媒披露的大贪官东窗事发后的悔罪书。它们大都一副腔调，一个模式。首先承认‘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’，然后是挖思想根源，自责学习不够，放松思想改造，导致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出了问题云云，最后是表忠心，建议组织上今后加强权力的监督云云。
　　读这样的悔罪书，我的反应是：恶心！”
　　鄢烈山认为，现在，一些总结贪官堕落的讲话和文章，已形成一个万用公式。而贪官们忏悔，当然应当从自身找原因。他还将原广东省揭阳市委常委兼普宁市委书记丁伟斌的“悔过书”作为个案（“排除丁伟斌自我开脱的成分”），认为其确有研究价值，对于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是有启发的。
　　该书主编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组宣处副处长徐苏林也在《贪官的忏悔有几分真实》一文中认为，有些“痛心疾首”的忏悔是假，其实是为求得宽大处理。
　　“犯罪后理当认罪悔罪，改过向善，真诚这样做的人应该得到鼓励。但这不等于轻信，对待贪官的悔罪，也应听其言观其行，根据事实进行判断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根绝那些被查处的贪官们企图以虚假忏悔赢得社会同情，进而骗得从轻处理的投机心理。”